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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燕生 :疯狂·破格·禅——寻梦《临济录》的柳田圣山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9-08-29

柳田试图用历史学的眼光观察禅宗各个不同阶段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特征,但他“重唐轻宋”,认为宋代禅是唐代禅的“异化”,不足可取。柳田的禅学研究,充满着鲜明的自我个性。而这种鲜明的个性,其实也反映在他关于《临济录》和临济义玄的研究上。

柳田圣山在日本的禅宗研究史中可谓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其著名的《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67年),第一次把禅宗研究从传统的重视“体验”的“护教式”研究中独立出来,开辟了相对客观的禅宗历史研究的新路径。对于以铃木大拙为首的重视“体验”的禅学研究路向,柳田常常示以“同情心的理解”,但他并不完全采纳。柳田向往以胡适为代表的“研究型”的近代历史学禅学研究,但作为临济宗的僧侣,他的笔下仍然流露着宗派上的偏好。柳田试图用历史学的眼光观察禅宗各个不同阶段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特征,但他“重唐轻宋”,认为宋代禅是唐代禅的“异化”,是一种“体制化”了的禅,不足可取。柳田的禅学研究,充满着鲜明的自我个性。而这种鲜明的个性,其实也反映在他关于《临济录》和临济义玄的研究上。柳田先后出版6部关于《临济录》的专著,在柳田的禅宗文献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临济录》被层层解构,被系谱化,甚或被“一分为二”,化约为“原来的”与“后来的”,甄别“真实的”与“虚构的”。至于临济义玄,柳田一方面反对把临济义玄视为一宗一派的祖师,主张应该把临济义玄从传统宗派观念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看待,还其本来面目,同时,在另一方面,柳田又对临济义玄充满着想象,并且将其人格进行理想化,甚至视为偶像式的存在。柳田同时对《临济录》中出现的“普化”这位符号性人物给予特别的关注,同一时期还对一休的《狂云集》进行研究,在柳田的笔下,临济、普化和一休,似乎构成了柳田版禅学叙事的一种符号——禅思想的“原型”。

柳田圣山关于《临济录》的诠释以及对临济义玄人物思想的“格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先前的铃木大拙等人的相关研究的影响,但并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柳田圣山关于《临济录》的诠释和对临济义玄人物思想的“格义”,充满着柳田本人的鲜明的“问题意识”。

随着近年来中日佛教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学界对柳田圣山的禅学研究成果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于柳田禅学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意识”的认识却不很充分。我想简单谈谈柳田禅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柳田圣山

作为一种“圣典”的禅门语录

对禅宗稍有涉猎者,不难发现禅宗的语录和灯史都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文献。记载禅宗发展与演变历史的文献,当然是那些被称之为传灯录的书籍,即禅宗的史书。然而,在严格意义上,这些史书并非完全记述了禅宗的史实,作为史书,其可信度便成了问题。同样,禅宗的一些语录,也不同于佛教其他宗派的典籍和祖师语言,柳田称它们“充满着俗语和荒诞无稽之说”。柳田在对早期禅宗文献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之一,可以说是基于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论,对中国初期禅宗的文献进行批判性研究,去伪存真,还禅史以本来面目。柳田的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禅宗研究影响极大,成为今天禅宗研究的最一般性方法。

柳田还将这种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论应用到唐五代禅宗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关于禅宗语录的形成情况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即是发表于《东方学报》57卷(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85年)的那篇《语录の历史——禅文献の成立史的研究》。该文洋洋30万言,因此,与其说是一篇论文,倒不如说它是一部专著更恰当。从内容看,该文是在此前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两者之间应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姊妹篇。

对于为何要重视“语录”的研究,柳田在论文中直接探讨了禅宗特有的“语录”的形成过程。柳田认为,作为禅宗“语录”的特征,并不在于它是一种著述,而在于它是关于“宗祖言说的听闻记录,是一种圣典”。他还指出,禅宗语录“一方面保持着圣典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包含着低俗离奇的言词”,是“具有两种相互矛盾含义”的典籍。

柳田还考察了“语录”这一名称在禅宗历史上出现的年代。他指出,“在语录这一名称得到一般化之前,即自六祖惠能的徒孙之后,禅的第一手数据,或被称为语本,或被称为广语,或被称为语要,或被单单地称为语。将它们集合起来,一方面编纂了通史,另一方面还编纂了语录全集,于是就诞生了通常称呼的语录”。柳田对“语录”形成过程的分析极其明快。

柳田的目的在于对“语录”在禅宗史上出现的经纬进行历史的考察。其中,他特别注意的是,在“语录”的形成过程中,《六祖坛经》拥有了作为真正含义的“经”的权威。我们知道,《坛经》虽然称作“经”,但在内容上实属于禅宗的“语录”之类。柳田认为,无论是神会的《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还是《六祖坛经》,它们都是关于戒坛授戒的说法记录,这些“坛语”的记录后来演变为《坛经》,于是出现了将祖师的“语录”称为“经”的现象。这一现象的特征,在于“将佛陀与祖师同格”,构成了“禅佛教的特色”。但是,柳田还指出,这种现象并非始于禅宗本身。他认为,从道宣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祇园图经》可以看到,有关戒坛的规定,“并非单单是著作,而是经典”,因而与戒坛规制的性格应该具有密切关系。这样的观点极富新意,对以后的《坛经》和语录所具有的特性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初期禅宗史書の研究(柳田聖山集)法蔵館,2000

从《临济录》中发现“自由人”

柳田关于临济和《临济录》的研究,已出版的专著有《临济ノート》(春秋社,1971年),注释和解说类以及现代日语译注类有《训注临济录》(其中堂,1961年)、《临济录》(佛典讲座30,大藏出版社,1986年)、《無の探求 中国禅》(佛教の思想7,与梅原猛合著,角川书店,1969年)、《禅语录》(世界の名著18,中央公论社,1978年)、《临济录》(中央クラシックス,中央公论社,2004年)等。柳田在一篇关于《临济录》的“解题”中曾叙述他对《临济录》一书的感想说:《临济录》这本书,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座右铭式的书籍,因为有了这本书,他终于渐渐地从战后二十余年的荒凉沙漠中走了过来;“临济是我名副其实的精神食粮”等(《临济录》,佛典讲座30,东京:大藏出版社,1986年,第9页)。临济和《临济录》对于柳田来说,已不仅仅是学术兴趣和宗派信仰层面的问题,而且是他个人人生观的问题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田强调应该把临济义玄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返回到临济所生活的时代场景中去把握临济的“原思想”。他认为,后世的人们对临济的思想有一种“极端的理想化”或者“神格化”,而他自己的工作便是解构这些被神话化了的东西。在柳田看来,从宏观的人文历史视野审视,临济的禅学是无限自由的,有着独自的个性和高度;比起作为临济禅的祖师,不如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更为彻底,临济才是最为大声疾呼人的价值的人物。因此,柳田强调指出,阅读《临济录》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即不能把它作为临济宗的圣典,而是把它看作一位“宗教人的言行录”去阅读。柳田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这本书中“倾听到亲身经历唐末严酷历史的一位自由人的呼喊”。柳田把这种“自由人的呼喊”称为“绝对无条件的人的价值”,而《临济录》就是高扬这种价值的语录;《临济录》之所以被称为“语录之王”,其理由也许就在这里。

关于临济义玄禅学的特色,柳田这样概括说,临济禅的特色,在于它是一个在野的自由人的佛教,一个彻头彻尾的赤裸裸的宗教;临济说过“无依道人”、“无位真人”,这就是指的自由人。柳田对《临济录》中的用词出现的频度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不”“无”“总不”“皆无”这些否定词最多,而“人”是继这些否定词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有196次之多。柳田指出,“人”在汉语里具有一般意义,也有经过历史的演变而形成不同的含义;在佛教指众生,在西欧指人文主义等。然而,在《临济录》中,则是一个带有特殊问题的词语。柳田列举三个用例进行论述。第一例是“是你即今目前听法底人”,第二例是“即今识取听法底人”,第三例是“唯有道流目前现今听法底人”。柳田认为,这几处出现的所谓 “听法底人”,实际上就是指“眼前每一个人当下都是佛,都是祖,都是绝对的理想人格”。

柳田还指出,临济的这种“人”思想的独自性,还表现在“祖佛”一词上。柳田认为,一般使用较多的是“佛祖”“佛”“祖师”,而“祖佛”一词并不多见,这很可能是由临济新造的词语,意思就是指当下眼前听法的每个弟子,除此之外,更无二人,临济又称其为“活祖”。而更为鲜明地表达这一思想的,柳田认为是所谓“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的说法。“无位真人”,就是指临济说法的对象,因此,他既不是一种内在的原理性的存在(法性),也不是一种什么理想的可能性的存在(佛性)——“不是别的,就是现在听临济说法的人”。

基于这样的理解,一方面,柳田批判之前日本出版的某些关于《临济录》解释和讲义等书籍的读法不够准确,比如把“你面前”读作“你的面前”等,认为它们未能理解临济的真意。另一方面,柳田不满于通行的《临济录》的内容,认为它不够“真实”,未能“真实地”反映临济义玄的思想,因此,需要寻找一个他认为最能反映临济义玄“人”思想的《临济录》的版本。柳田表白他的心情,指出,一直以来希望能够接触到生活在唐末的临济义玄其人的气息,倾听他鲜活的声音,而最大的兴趣,在于了解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临济义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柳田认为,必须弄清《临济录》版本的成立情况。

《無の探求 中国禅》(佛教の思想7,与梅原猛合著,角川書店,1969年)

关于《临济录》的成立情况,一般以北宋末(宣和二年,1120)福州鼓山圆觉宗演重开的本子视为“祖本”。也就是说,现在通行的《临济录》是在临济义玄离世二百五十年之后成立的著作。在这二百五十年间,其流传情况到底如何呢?既然是“重开”,说明在此之前曾有过一种本子的存在。它是单行本?还是收入丛书之中的本子呢?柳田经过考察推测说,宣和本经过了宋代人的修正,卷首的马防的序以及本文的编辑,反映了宋代人的问题兴趣。同时,通过比较《四家语录》和《天圣广录》卷十、十一所收临济语录,认为宗演“重开”时的底本应该是《四家语录》(最初的编辑为北宋初期)所收本,而《天圣广录》临济章的底本也应该是《四家语录》。也就是说,《天圣广灯录》的本文,其实可以认为就是北宋《四家语录》所收的《临济录》。非常幸运的是,宋版《天圣广灯录》保存在京都知恩院收藏的开元寺版大藏经之中,而柳田本人亲自对它进行了考察。这样一来,经过多年来寻找的“接近临济义玄其人的鲜活的声音”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了。

柳田通过对宗演重开的《临济录》与《四家语录》的比较考察,发现重开本在本文中新加了八段文字,而且在排列顺序上也相异。但内容完全一致,中间较长的示众部分,在文章和排列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柳田认为,这新加的八段文字,是宗演在宋初的《四家语录》的基础上,做了排列上的变动,新加了八段,这无疑是宗演的创意,“反映了宋代临济禅的兴趣”。那么,宋代临济禅的兴趣在哪里呢?柳田认为在于一种格式化:“也就是说,一直以一种出奇地落落大方的方式、自由地生活的临济的语言,在所谓宋朝禅的体制内被重新解读了。”因此,柳田指出,宗演重开的《临济录》虽然成功了,但“重开”是一种“改编”,而“改编”,是一种“体制化”,它带有浓厚的“宋代禅的臭味”。而且,柳田认为,这种情况对之后影响深远,或者进行“特色化”,或者进行“格式化”,或者进行“定型化”等。比如智昭在《人天眼目》中,将《四家语录》中不太被人注意的“三玄三要”“三句”“四喝”“四宾主”“四料简”等部分,视为临济的“家风”,予以“特色化”;圆悟在《碧岩录》中,对于涉及临济的部分方面,也极其“格式化”;至于南宋末期的《无门关》,虽然没有关于临济的文字,但第一则关于赵州无字公案的评唱,就出现了“杀佛杀祖”的句子。柳田认为,这些都是“颇为概念化”的举动。总之,柳田认为,宗演之后,“《临济录》逐渐作为古典而得到人们的重视,但另一方面,却不知不觉地被束之高阁,只有一些被选择出来的定型化的句子,成为脍炙人口的结果了”。

然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柳田同时还把临济义玄与《临济录》所载的普化的“疯狂”相提并论,说如果说普化是“疯狂”,那么临济可以说是“疯癫”;“疯癫”一词,其实就是为临济所准备的;“疯癫临济”,比起作为临济禅之祖的内涵还要广大。柳田指出,《临济录》的魅力除了在于临济义玄的自由、豪迈、开放的赤裸裸的“人”思想外,还在于该书关于普化的“疯狂”的叙事;用柳田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省去了普化的“疯狂”的叙事,《临济录》的独自魅力将会减掉一大半。在柳田看来,普化其实就是临济义玄所主张的自由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者,是临济禅的典型,或者可以说,临济千言万语的教说,可以与普化轻快的一脚相等值。因此,柳田认为,《临济录》所叙述的普化与临济,实质上具有密切关系,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尽管关于普化的记载也存在着问题,不同文献之间出现的记载之不同,无疑反映了它们之间的某种意图。

总之,柳田对临济义玄如此情有独钟,把临济义玄与有着戏剧性色彩人物的普化相提并论,是因为在柳田看来,临济义玄赤裸裸的“人”思想和普化的“疯狂”叙事,其实反映了一种禅思想的“原型”。柳田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 《禅思想——その原型をあらう》(中央公论社,1975年)一书中窥其一斑。该书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从章名“髑髅の章”“镜の章”“轮回の章”“疯癫の章”这些文字,我们不难了解,柳田对于“禅思想”的理解,有他自己的特色。在该书“疯癫の章”中,柳田着重论述了作为“疯癫的临济”和作为“疯狂的普化”的形象,认为他们“破格”的言行,其实就是禅思想“原型”的一种赤裸裸的表达。“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临济和普化的形象,用柳田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去体制化”的“人”——“无位真人”、“无依道人”。柳田通过对临济的“寻梦”,找到了禅思想 “原型”的存在。因此,柳田关于临济以及《临济录》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说其实就是为了寻找禅思想“原型”的一次思想历程;柳田的临济叙事,有他本人独自的问题意识。

《禅思想——その原型をあらう》(中央公论社,1975年)

一位精神孤独的禅宗学者

柳田圣山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禅宗学者,他擅长禅宗文献的梳理,特别是在初期禅宗文献的历史研究方面,如前所述,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柳田又是一位富有思想个性的禅宗思想史学者,他关于临济以及《临济录》长达二十余年的“寻梦”,可以说如实地反映了他在禅宗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奋斗历程。

然而,柳田关于临济义玄和《临济录》的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柳田正式发表临济义玄和《临济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之间,而开始着手研究,似乎时间更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他回忆自己研究临济的动机时,明确指出他结合河北的历史地理环境,试图重新解释临济义玄,是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切为了抬高战意的一种反省”;阅读《临济录》,目的是“以摆脱战争中的咒符”,而且,还说,“临济以及《临济录》,是人性解放的一种票据”,等等。由此,我们不难知道,柳田关于临济的“自由理想人格”的叙事、批判宋代临济禅的“格式化”、重唐轻宋、强调应该把临济义玄视为一个历史人物还原到唐末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临济义玄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呐喊者,赤裸裸的“人”思想的表达者,不能不说多少也参杂着柳田对临济的一种想象;就像他评价铃木大拙的临济解释是“战后民主主义的第一步,并不是什么临济的思想”一样。

柳田圣山基于自己独自的问题意识而对临济义玄禅学的“自由理想人格”的想象和关于《临济录》的“寻梦”,其实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精神世界的一个客观的映照。柳田在前述《禅思想》一书中这样叙述他对自己寺院出身的身世和现代化日本社会世态的看法,指出他很早就对自己的出身感到厌恶,曾不只一次地憎恨,下决心什么时候偷偷地离寺出走,还一度决意以参加战争来清算如此无用的自己——许多朋友战死在沙场,自己却被留下;青春时代,曾一度阅读过的《资本论》《精神现象学》、克尔凯廓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然而自己心量狭小,与这些长期无缘,而唯有宿命性地注定自己出身的禅的传统,是自己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柳田感叹经济高度增长给日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说自己曾经在禅寺中感到的相同的空气,现在业已扩散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还说,故乡也不复存在,曾经是墓地的山岭遭到削割,汽车所排放出来的气体使树木绿叶惨遭伤害,乡下也不是公害列岛的世外桃源;水俣的病菌已进入村庄的友人们的家庭之中,等等。结合柳田这些心灵独白式的文字,我们对于柳田之所以将毕生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寻梦”《临济录》的思想背景,似乎并不难以理解。在宗教与学术、僧侣与学者、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柳田感到了一种困惑,这种困惑促使他在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孤独感,而《临济录》中所塑造的“疯狂”临济和“疯癫”普化的形象,便给他孤独的精神带来了慰籍,成为他向往的对象和讴歌的偶像。柳田对《临济录》的一系列的“格义”,其实是一位思想孤独的禅宗学者的心灵写照。

作者:何燕生,哲学博士,金沙网站-www.3777.com-金沙国际唯一官网讲座教授,师从哲学家萧萐父教授和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研究领域为:比较宗教学、宗教对话与跨文化研究、佛教思想史和东亚禅学。

原文载于:《文汇学人》第403期 2019年8月23日